关于成功、聪明和人生意义

其实中国和美国本质上还挺像的。

当然，两国有完全不同的历史、制度与文化传统。但如果暂时放下这些宏大的区别，去观察普通人如何想象自己的一生，却会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：两边都很“卷”，都崇尚努力，都相信教育，都对个人成就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。一个好的人生，似乎总意味着进入更好的学校，获得更好的工作，赚更多的钱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，然后给下一代提供一个更好的起点。

中国人熟悉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美国人熟悉 American Dream。它们使用不同的语言，却讲述同样底色的故事：你的出身也许无法选择，但只要足够努力、足够优秀，你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这就是优绩主义（meritocracy）的故事，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故事，可惜是个假的故事。

事实上，优绩主义从来不只是在回答一个制度问题——社会资源应该怎样分配。它还悄悄回答了一个更加私人、也更加危险的问题：

什么样的人生，才算是一个值得过的人生？

当努力、能力与成功被连接起来以后，成功便不再只是一种幸运的结果。它逐渐成为一个人的能力、品格乃至价值的证明（因为他现在很成功，所以他很努力，所以他值得成功）。相应地，失败也不再仅仅意味着境遇不佳，而越来越容易被理解成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失败。

于是，倒果为因，成功的现状解释了成功的合法性。此外，它还包含一个更深的承诺：

随着优绩主义的阶梯往上攀就是最值得过的人生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

此岸化的彼岸

可是，人为什么如此需要这架梯子？因为人总想“有目的、有意义地活着”。在前现代社会，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。因为已经被宗教打包解决了：人生为什么值得过，苦难为什么值得忍受，什么是善，最后又会去向哪里——这都是上帝的指引。

然后，上帝死了。

问题是，上帝死了，人对意义的需要并没有跟着死去，于是现代人只好继续寻找新的东西来承担同样的功能，而优绩主义大概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种。它保留了宗教最重要的结构，却把一切都世俗化了：救赎变成成功，德性变成能力，恩典变成资格，最终审判变成社会排序。

它不再许诺另一个世界，却告诉你救赎仍然存在，只不过被推迟到了未来：只要不断变得更优秀、爬得更高，总有一天你会抵达那个更成功、也因此更值得肯定的自己。

这就是“此岸化的彼岸”。我们不再等待死后的天国，而开始等待成功之后的人生，于是现代人可以花掉人生的大部分时间，为那个“真正的人生”做准备，并且始终相信，只要再往上一点，一切就会得到解释。

这大概也是优绩主义最精妙的地方：天堂永远在下一阶。

当电梯不再向上

优绩主义最适合生长在一个上升的时代里，因为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确实在变好，“努力会得到回报”这件事就毋庸置疑。一个人比父母受了更多教育，去了更大的城市，做着更体面的工作，也确实拥有了上一代不曾拥有的消费和选择，于是个人努力、社会进步和人生意义被自然地缝在了一起，很少有人有必要追问其中究竟有多少来自自己，又有多少只是恰好身处一个向上的电梯：在向上的电梯努力地做俯卧撑，也依然确实是在向上。

真正的问题出现在电梯开始变慢，甚至停下来的时候。

当一个人读了更多书、工作更久、掌握了更多技能，却发现自己未必买得起父母当年买得起的房子，也未必能获得上一代曾经默认存在的稳定和上升空间时，优绩主义的神话也自然就开始破灭了。上一代人的成功很容易被重新解释成能力和勤奋的结果，却忘了资产价格、人口结构、全球化、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巨大的时代红利；而当这些红利不再重复出现，后来者即使同样努力，甚至更加优秀，也未必能得到同样的结果。

到了这里，优绩主义真正动摇的已经不只是它关于分配公平的承诺，而是它关于人生意义的承诺。因为如果努力并不保证上升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，为什么优绩主义许诺的还会是不言自明的“正确人生”？

于是，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得不放弃优绩主义的幻梦，重新面对这个残酷的问题：

如果努力不能证明什么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活？

爱智慧，还是爱证明自己聪明

读 PhD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Doctor of Philosophy，至少从名字上看，应该和“爱智慧”有关：对问题本身有兴趣，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如此，想把那些习以为常的概念拆开看看，想知道一个解释究竟解释了什么、又掩盖了什么。

但现代 PhD 很容易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。读更好的学校，跟更好的导师，发更好的论文，去更好的地方，然后得到一个更好的 title。于是，做研究也进入了优绩主义的阶梯。当然，这可能也是一种共谋，没有优绩主义的幻象，哪来那么多年轻人跑去读 PhD 呢。

“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”和“我需要一个可以发表的问题”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：一个人当然可以同时热爱研究、在乎论文、在乎职业，也没有必要假装自己超脱于现实。但如果把 paper、citation、prestige 和下一份工作全部拿掉，还剩下什么？

如果对事物为什么如此没有兴趣，对概念和前提没有怀疑，对理解世界本身也没有什么欲望，那么读 PhD 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答案：因为这是优绩主义阶梯自然的下一阶。

于是，一个以“爱智慧”为名的学位，变成一个证明自己聪明的终极凭据。

当“聪明”也不再稀缺

然后 AI 出现了。其实我经常说，尽管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AI 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可以写代码，可以画图——但是我们每个人仍然都还是会真正低估 AI 会给我们带来的冲击。

优绩主义的瓦解，可能正是其中更本质的一层。如前所述，PhD 至少还是某种“证明自己聪明”的终极凭据；但现在的问题是：你还能有 AI 聪明？

如果这个命题在前两年或许还有争议，但是到了 2026 年的今天，或许最看不起 LLM 的人也不得不承认：AI 能做菲奖级的工作，那些是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懂的。其实这也是相当“优绩主义”的，数学正是这种“聪明”鄙视链的顶端。

这也是 AI 和过去那些工具真正不同的地方。搜索引擎让人更快找到知识，计算机让人更快完成计算，但它们没有动摇“聪明的人”这个类别本身。AI 第一次让很多人直接看到，那些自己花了十几年训练出来、甚至拿来定义自己的能力，原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稀缺。

于是，“爱智慧”和“爱证明自己聪明”的区别显现出来了。如果读 PhD 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，AI 当然令人不安；但如果读 PhD 是因为真的想知道，那么事情反而简单得多：有了 AI 这无比强大的工具，只会帮助我们得到更多智慧。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。

所以，还剩下什么？

于是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不得不放弃优绩主义的幻梦。

重新面对那个被它暂时遮住的残酷问题：

如果努力不能证明什么，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活？

所以还剩下什么？

什么也没有。

人生没有一个预先存在、等着我们去发现的意义。没有答案，没有彼岸，也没有“上岸”；没有一劳永逸、适用于所有人的通解，也没有一个终于抵达之后，就可以从此“公主和王子从此永远幸福生活”的终点。

剩下的只有不断地反思、选择，然后再反思：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？什么东西值得我付出有限的时间？什么样的生活，即使没有任何人替我证明它是“成功”的，我仍然愿意投入一生去过？